第一篇 古代至清末陕西人事   第二章 选拔与培训   第五节 宋金元  

第五节 宋金元

  一、宋代官吏选拔制度

  宋代在唐代的基础上,完善、发展了科举制度,使科举成为选拔官吏的最主要途径。

  宋代科举的科目种类沿用唐制,但以进士科为主,进士以外的科目通称诸科。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经过逐渐演变,到宋神宗时,采纳王安石建议,停罢诸科而增加进士名额,专以经义策论取士。同时设立新科明法,以待诸科之不能改进士者。到宋徽宗时,取士逐渐变为进士一途。

  宋代科举在秋季取解,冬集礼部,春季考试。宋初,贡举不定期,基本是一年一举,偶尔停举一至二年。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行间岁之法,改为二年一举。宋英宗即位后(1064),议者以间岁贡士不便,改为三年一举。从此形成定制,一直为后代沿用。宋神宗时,伴随着王安石变法推行三舍制,一度以学校考试之法取代科举制,但不久即恢复,此后再未变化。南宋时,确定州试日期统一在中秋,省试日期在二月朔,殿试日期在四月初。

  伴随着学校教育与文化事业的发展,宋代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日俱增。淳化三年(992)正月,宋太宗在崇政殿接见赴京参加省试的各地举人,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后来,改为只接见举人中的解头,然尚不下百人。到宋太宗晚年,由于每年赴省试者动辄万数,遂确定诸州上解比例。至道三年(997),规定诸州解率为应举者的百分之二十。此后,关于诸州上解比例屡有变动,但州试淘汰,已成定制。大体上,州试的淘汰率在80%至90%左右。科举在宋代已经普及化,它不但对政治,而且对经济、社会、风尚、民俗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极力在科举中压抑官贵,擢拔寒俊。开宝年间(968—976),太祖尝与近臣曰:“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1] 对于现任官员应举,宋代有较为严格的限制。现任官如果应科举,则要参加锁厅试。起初,锁厅试考中只能升迁而没有名分,而且考试不合格者要罢免现任官职,并严厉处分发解官和原属长官。“雍熙二年(985)六月诏,锁厅应举者,须是文学优赡,才器出众,历官无负犯之尤,检身有可观之誉。先试艺文,合格以闻,待报解送。或礼部考试纸缪,发解官与送长官,必寘重罪。本人免所居官。” 《宋会要》《锁厅》。[2]直到宋太宗晚期的淳化三年(992),始对锁厅中选者赐进士身份。到宋仁宗天圣(1023—1032)以后,锁厅试落第者才不再治罪。

  宋代官与吏已经分途,对吏员的限制日趋严密。端拱二年(989),有中书吏员及第,宋太宗命夺所授敕牒,并下诏禁止吏员应举。此后,吏员在宋代科举中始终受到严格的限制。

  秋季发解均在本贯,若有阻挠,或外国人氏,则可直接在开封府投牒,俟朝旨赴考。各州发解时,分两部分进行州试,由知州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

  熙宁年间(1068—1077),又规定诸州举送、发解、考试监试官,如有亲戚门客应举,不得参加州试,而应报转运使,与应锁厅试(即现任官员应试)者一道由诸路转运使考试,每七人解送一人,不占所属州的解额。雍熙二年(985),定省试时考官亲戚别试,又称别头试或别院试。如知举官有亲戚应举,则设别试所考官,另行主持考试。南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进一步规定省试帘外官依照帘内官的避亲之法,其亲戚门客牒送别院试。

  在考试内容上,北宋时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诸科则主要试帖经和墨义,帖经八十至一百二十帖,墨义数十至数百条不等。另外,从太平兴国八年(983)起,进士、诸科加考律令。后又改为诸科试律,进士不试律复帖经。到宋神宗变法时,尤重律令之试,以求政务实用。宋神宗改制,只保留进士一科,罢诗赋、帖经、墨义。改为《易》、《诗》、《书》、《周礼》、《礼记》选一经为大经,《论语》、《孟子》为兼经。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论一首,策三道,礼部试则增二道。新设立的明法科,则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元祐二年(1087),再改考试内容。进士分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第二场试赋及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试论一道,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诗赋进士兼一经,经义进士试二经。经分大、中两类,《诗》、《礼记》、《周礼》、《左传》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可以习两大经或一中一大,不得习两中经。绍圣元年(1094),进士又罢诗赋,专试经义。到南宋,又恢复进士试诗赋。

  宋代理学兴起后,在科举中并不得势。北宋末南宋初,理学中二程之说流行,然而科举禁用二程之说。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曾数次禁汰程学,秦桧甚至斥二程之学为“专门”、“伪学”。科举中“凡专门曲说,必加黜落” [3]到绍兴末年,正字叶谦亨上言道:“程(二程)王(王安石)之学,时有所长,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为学也。”宋高宗也道:“赵鼎主程颐,秦桧主王安石,诚为偏曲。” [4]此后,二程之禁稍解,但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宋宁宗时,韩侂胄又斥理学为伪学,在科举中排斥之。终宋之世,理学在科举中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宋代科举与唐代的一个重大差别是废除行卷公荐之法。宋代科举之初,沿用唐制,有行卷之法,但公荐则从宋初即予以禁止。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在禁止科举及第者拜知举官为师门及自称门生的同时,禁止公荐,以防夤缘挟私。景德年间(1004—1007),犹有公卷。“贾昌朝言:‘自唐以来,礼部采名誉,观素学,故预投公卷。今有封弥、誊录法,一切考诸试篇,则公卷可罢。’自是不复有公卷。”[5]宋代的弥封誊录制度,是与行卷的废除同步建立的。公荐和行卷的废除,在科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至此,彻底清除了科举制中残留的荐举因素,真正做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实现了科举以文取士的初衷。

  宋代科举分州试、省试、殿试三个层次,考试方式和内容略有不同,与陕西地方有关者主要为州试。

  在州试时,试纸由官府署印当场给之,帖经对义,要由监官和试官对考,逐场定去留。凡考试之日,发现有夹带或遥相口授者即时遣出。从定制三年一试后,逐渐将州试限定在八月十五日放榜。诸州的解文要写明报名人数及落选人数。进士的文卷和诸科的墨义卷,与解文同时送贡院。一旦发现有应解而不解,或不应解而解,监官和试官均停职,受贿以枉法论。

  凡现任官员、不属本贯的寓居士人应进士举,不参加州试而另行考试,由各路转运司主持,而且现任官员的所属官府要先向朝廷申报,得旨后方可解送。据《梦粱录》卷四《解闱》记载,转运司所试寓居士人,约一百人才取一人,十分难考。

  乡贡举人解送到京,集中到礼部贡院后,十人或五人连保,保证没有犯叛逆大罪之人的亲属,以及不孝不悌、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应试者要书写家状,同时书写试卷之首,写明年龄、举数、场第、乡贯,仲冬交纳。临试以前,知举官要先引问连保,与家状核对相同者方可参加考试。如连保之内有资格不合者,保人连坐不得参试,甚至会永远剥夺报名权利。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诏曰:“两京诸路所解人,宜先察访行实,或艺文可采而操履有亏,投书匿名饰词讪上之类,严加惩断,勒归乡县,俾从课役,同保人永不得入科场。”[6]家状必须由应举者亲自书写,将来与考试卷面对照,如字体书迹不同,则要驳放。

  为了鼓励寒庶应举,凡诸州上解,起程及还乡费用,由官府给予。

  省试为礼部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名省试。主考称“知贡举”,副贰为“同知贡举”。一般用六部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侍郎、给事中同知贡举。后来,多用侍从官知贡举。大体上,以翰林学士知贡举者最多。知贡举和同知之下,设有考试官、复考官、封印卷首、点检试卷等职。各地所解举人中的现任官员和考官中的亲族,另行参加与省试同时进行的锁厅试。锁厅试的考官、命题及程式,与省试无异。

  南宋时,因北方沦陷,四川、陕西、河北等地偏远且位于前沿,出于政治需要,对川陕、河北、京西、京东诸路实行特殊政策,允其不赴省试,甚至连殿试也可不参加而予以及第。

  省试、殿试以后,取中者分为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纯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为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7]“第一名状元及第,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状元官授承事郎,职除上郡签判。榜眼授承奉郎,探花授承务郎,职注中郡或下郡签判。或无现阙,则节推、察推之职。”[8]

  科举录取名额,在宋初太祖年间较少,宋太宗即位后,出于笼络人心、争取士大夫支持的需要,迅速扩大科举及第数量,使科举成为选拔官吏最主要的途径。整个北宋,科举及第者(包括进士与诸科)达三万余人,南宋科举及第者,达一万六千余人。由于陕西有着隋唐以来文化中心的余绪,学术发达,以关学闻名于世,由科举而显名者不计其数。较著名者,有宰相寇准(华州下邽人,太平兴国进士)、吕大防兄弟(蓝田人,吕大忠、吕大临中进士年份不详,吕大防为皇祐进士,吕大钧为嘉祐进士)、关学的创始人张载(郿县人,嘉祐进士)。此外,还有宋珰(长安人,乾德进士)、宋湜(长安人,太平兴国进士)、宋涛(长安人,端拱进士)、杨砺(鄠县人,建隆进士榜首,即状元)、杨覃(关中人,太平兴国进士)、李仕衡(京兆人,太平兴国进士)、王陶(万年人,庆历进士)、赵瞻(盩厔人,庆历进士)、游师雄(武功人,治平进士)等。

  宋代科举出身者的任官和升迁是较为优厚的。宋初,为了突出文治,贯彻重文轻武的国策,对进士及第者任职从优,不经铨选而直接除授,而且不次擢升。“国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试亲放榜状元,往往遂见重用。吕文穆公(蒙正),太平兴国二年(977)登科,八年(983)已为参知政事。” [9]宋初进士一般以大理评事(京官衔)充诸州通判(差遣职),诸科及第注初等幕职判司簿尉。但宋初科举及第者的授官等次没有制度化。“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然各出一时制旨,未尝辄同。士子随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诉也。” [10]后来仕进渐滥,诸科一般补任县簿尉。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科举出身的授官比宋初降了等级,进士为首者与宋初的二三甲相仿,而二三甲又与宋初的诸科相仿。其诏曰:“自今制科入第三等,与进士第一,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代还,升通判;再任满,试馆职。制科入第四等,与进士第二第三,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此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与进士第四第五,除试衔知县;代还,迁两使幕职官。锁厅人视此。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而功状较然者,当以异恩擢焉。”[11] 

  宋代科举有“特奏名”之制。通过考试正式录取的及第者,要将名字奏明皇帝,称正奏名。而经历多次省试(包括宋初殿试),屡不及第的老举人,则可特奏名,以取恩旨。“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12] 开宝二年(969),诏令礼部查阅贡士十五举以上,曾经考到终场而被淘汰者,具以名上奏。最后以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构,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各赐本科出身。从此开了特奏名之例。以后特奏名越来越多,对特奏名者的应举次数、年龄大小多次变化,但作为一种恩科制度,则一直存在。元祐年间,苏轼曾批评特奏名道:“此曹垂老无他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录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 [13]但此后并未取消特奏名,到南宋由于宋高宗更需要收拢人心,故一直奉行不改。

  宋代科举所取人才的优劣,与考场防范措施的严密程度成反比。大致在宋真宗景德以前,科场制度规范仍较粗疏,而得人之盛,史多誉之。景德以后,制度设施愈细,得人愈衰。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择考官时,以“兢畏”、“少交游”而命陈彭年、晁迥等人知贡举。“于是彭年与迥等更定条例,设关防,不复拣择文行。虽杜绝请托,然置甲科者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14] 此后尽管防范措施越来越严密,但科场风气却越来越差,考官越来越重视试题的形式而忽视实质,考试也日趋向标准化方向发展,试题失误、举子作弊屡禁不绝。到南宋理宗时,科举的弊端已经发展积累到不容忽视的程度。“至理宗朝,奸弊愈滋。有司命题苟简,或执偏见异说,互相背驰,或发策用事讹舛。故士子眩惑,莫知适从,才者或反见遗。所取之士既不精,数年之后,复俾之主文,是非颠倒愈盛,时谓之谬种流传。复容情任意,不学之流,往往中第。而举人之弊凡五:曰传义,曰换卷,曰易号,曰卷子出外,曰誊录灭裂。”[15]对于这些弊端,宝庆时(1225—1227)左谏议大夫朱端设计了细密周详的防范措施。绍定、端平、嘉熙年间,直到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关防之法举不胜举。然而,程式规范上的不断完善,伴随的是作弊日增,人才锐减。元明清时期为人所诟病的科举作弊和取士不精问题,在南宋时已经显露端倪。

  宋代的官吏选拔途径,除科举外,尚有荫补等途。北宋在陕西抗击西夏的名将种师道,就是荫补出身。荫补在宋代也称为任子,基本沿用唐制,但其规定更细密,在《宋史·职官志》中有具体叙述。能够荫补子孙的官职,多为五六品以上的高级职事官,或品级不高但职掌重要的供奉官、差遣官(如侍御史、部分转运副使等)。所荫之官阶,有承事郎、承奉郎、承务郎、通仕郎、登仕郎、将仕郎等,少量为可授低级职官的九品散衔,大量为低于选人档次的从九品以下散衔,所授则为斋郎一类。

  门荫在宋代数量极大,高级官员不仅可荫补子孙,而且可荫补亲属甚至门人,这是宋代冗官的主要来源。如有皇帝亲祠,则往往滥施恩荫。北宋从仁宗起,就有多次限制荫补任子的建议。到南宋时,对荫补的议论更多。绍兴年间(1131—1162),中书舍人赵思诚言:“孤寒之士,名在选部,皆待数年之阙,大率十年不得一任。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是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科举取士不与焉,将见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调者矣。”[16]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又有人进言:“今日官冗之弊极矣。欲清入仕之源,莫若减任子之法。三岁大比,所取进士不过数百人。三岁一部,以父兄任官者乃止数千人。积累既久,无怪乎员日益多,阙日益多,国用日益不足也。” [17]为此,朝廷开始对荫补有所限制。“淳熙九年(1182),始诏减任子员数。自宰相、执政、侍从、卿、监、正郎、员外郎,分为五等。每等降杀,以两酌中定为止数,武臣如之。宰相十人,执政八人,侍从六人,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带职朝奉郎至朝议大夫二人。通减三分之一。于是冗滥渐革。”[18]

  荫补者赴选,要进行考试,初入仕者试律与诗,已仕者试判,后来又增加试经。只有皇帝特恩者才能免试。“旧制,荫补初赴选,皆试律暨诗。已仕而无劳绩、举荐及无免试恩,皆试判。更制以后,暨试律义断案议,后又增试经义。中选者皆得随铨拟注。其入优等者,往往特旨擢赐进士出身。”[19]但是,门荫出身者的地位远低于科举出身者,升迁也较为迟缓,既不为官场所重,也不为社会所重。所以,作为弥补措施,门荫出身者中的优异人才,皇帝常特赐进士出身,以得重用。

  二、金元官吏选拔制度

  金元均仿汉制实行科举,但作为制度建设则远不及宋代发达。

  金国科举源于宋辽,分为乡、府、会、殿四级考试,三岁一举。乡试于三月二十日在各县举行,由县令为主考,分诗赋、经义两科,榜首曰乡元或解元。至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废乡试而改为三试。府试于八月二十日进行,女真与汉人分考,主考官与同考官均由中央派遣,且有辞赋试官和策论试官之别。初,女真免乡府试,直接参加会试。金世宗大定二十年(1180)以后,始有女真府试。汉人进士有辞赋、经义两科,另有律科等。女真进士只考策论,称策论进士。府试录取比例,有二人取一、三人取一等不同记载。汉人府试初在六个地点进行,陕西的京兆府即其中之一,后增至十地。会试于次年正月二十日在燕京举行,闱场称至公楼。知贡举官员,常从翰林官中选派。辞赋进士诗赋、诗、策、论,经义进士试经义、论、策,女真进士只试时务策。所试内容中,“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见之方”[20]。但金国当时看重的是赋,特别强调格律而不注重内涵。史称:“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黜落。于是文风大衰。”[21]会试号称六人取一,分南北两选分别录取,合计取二百五十人。后南北通选,录取降至六七十人。金世宗大定以后,屡诏取人不限以数,增取进士,人数大增,到金章宗承安五年(1200),诏定会试取人限在六百人以内。会试录取者,分上中下三甲。天德二年(1150),增殿试之制,于三月二十日举行。殿试所考内容,与会试相仿,分科派遣读卷官主考。与宋代不同的是,金之殿试亦有黜落。金代陕西科举出身且较有名望者,有杨天德(高陵人,金宣宗兴定二年进士)、萧贡(咸阳人,金世宗大定二十二年进士)、杨达夫(三原人,金章宗泰和三年进士)等人。特别是党怀英(冯翊人,大定十年进士),与著名词人辛弃疾为同舍生,曾任史馆编修、国子祭酒、侍讲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在明昌(1190—1196)前后,以文章名天下,号为金代文坛第一的蔡珪之后的文坛盟主。

  蒙古窝阔台九年(1237),采纳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建议,以儒术取士,诏令断事官术忽角得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到诸路考试选士,分策论、经义、辞赋三科,所考取者复其徭役赋税,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陕西乾州奉天的杨奂,就于该年参加东平进士考试,“两中赋论第一”,被授予河南路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后为忽必烈藩府参议京兆宣抚司事。这种较为简单的儒术取士,实际为元朝草创时期便于统治汉人区域的一种临时措施,一直实行到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世祖建元,多次议定科举之法,但由于科举制与蒙古立国的宗旨不合,因此,一直未能实施。经过元成宗、元武宗,直到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方定实行科举之法,并强调以经义为本,辞章次之,欲革除唐宋辞章之弊。到延祐元年(1314),首开科考。元顺帝后至元年间(1335—1340),又罢停科举,到至正元年(1341)脱脱为相,方恢复科举,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顺帝退出大都为止。

  元代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三年举行一次。现任官员,不管入流未入流,鼓励其参加考试。录取者如原为九品以上,按其品级加一等注授;原未入流,则按一般进士从优铨注。

  乡试于八月二十日举行,考生由所在籍贯官衙推荐。“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诸色户内推举,年及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资诸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使体察究治。” [22]乡试地点,腹里分设六处,加上十一行省共十七处。考试官由省部及行省选任,陕西作为设行台之地,选择考试官要与台宪商议。乡试入场,有搜检怀挟之制。乡试内容,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同试不同题。乡试共录取三百人,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七十五人,按地域分配各色人等的录取名额,最多者为江浙(四十三人),最少者为征东(三人),陕西(不包括甘肃)定额为十三人,其中蒙古五人,色目三人,汉人五人。显然,乡试录取名额的限制使其淘汰作用显著增大。乡试合格,各给解据,连同录取者的试卷转报都省,送礼部。

  会试于次年二月初一举行,试三场。试题分蒙古色目人一题,汉人南人一题。蒙古色目举人如愿试汉人题者从之,录取后加一等注授。入场时有搜检,除礼部《韵略》外,其余一律不得挟入。每名举人,差一名军士看守。举人如与考官有五服以内亲,则要申明回避,由同试官阅卷。其监试、弥封、誊录、对读、监门等防范制度,略同宋制。会试录取一百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

  殿试于三月初七在翰林国史院举行,只考策论。不同于宋代者为元代殿试有所淘汰,每科进士少则三四十人,多则七八十人,殿试淘汰率大约在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二之间。

  元代科举从仁宗延祐二年到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15—1366),52年共16科,共录取进士1139人。及第者的授官,第一名为从六品,第二名至二甲为正七品,三甲以下为正八品。所任职有诸州同知、诸州判官、县尹、县丞及中央部院主事、编修、校书郎等。而殿试落第之进士,则多授予学官。尽管元代进士初授官职比宋代品级要高,但从总体来看,元代科举录取人数极为有限,科举出身者在整个官吏队伍中所占比例极小,加上进士在官职升迁中并无优待,且蒙古人多鄙视之,故在仕途中,元代科举没有多大重要性。

  在官吏选拔中,金元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豪刚之气有余,文雅之风不足,选拔官吏更重吏道而不重科举。史称“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首领官,取其簿书精干也。由左右首领官选宰相执政,取其奏对详敏也。其经济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长于吏事也。”[23]即用人更重视令史和首领官(统领办公杂务的官员)出身。如金末陕西著名的廉吏王浩,曾任泾阳县令,“廉白为关辅第一”,秦人立有生祠,就是由吏入仕的。元人修《金史》,在循吏传中收入的陕西官员,如兴平县令师夔、临潼县令武天祯、三原县令萧邦杰、蓝田县令张德直等人,均是吏员出身。

  元代的入仕途径,主要有三:宿卫、儒、吏,另外还有荫袭。在入仕诸途中,又以宿卫和吏员为主。如陕西行省的首任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就是成吉思汗的宿卫;其子忽辛,以宿卫升至陕西诸路转运使、陕西行台御史中丞;答里麻以宿卫升至陕西行台御史中丞。元初,忽必烈对文士还是相当重视的,但是,重视文士主要表现在用文土立仪定制,顾问参谋,而极少委以军国重任。人称元代统治者“所急者右武丰财而已”[24],即看重武将和财政能力。至元年间,就有“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的议论。[25]此后,儒吏之争一直是元代仕途的重要问题。“吏则指儒为不识时务之书生,儒则诋吏为不通古今之俗子。”[26]马上得之的元代,儒始终争不过吏。史称:“元初,议者鉴于金末人才之衰,率持厌薄科举之说。然李冶、刘肃、王鹗、王盘、李昶、徐世隆皆以前进士备新朝顾问,或知制诰,或论钞法,或议礼制乐,各有所建白,然则科举中未尝无人才,顾时君用与不用耳。”[27] 因此,饱读经史的文士迂阔而遭冷遇,娴熟刀笔的吏员务实而得重用,虽宰执大臣亦以吏为之。其后果则是:“台阁之位,率取敏锐材干、练达时事者居之。其效官举职,治繁理剧,固不乏人;而格君经世,蹈道迪德者,盖未多见也。” [28]例如,田滋在至元年间由吏员出身,最后到元成宗大德年间升任陕西行省参知政事;渭南人薛荣,以吏员在元成宗时入仕,升兴元路判官,直至工部尚书。后人有“宋亡于儒,元亡于吏”之论,从官吏队伍的构成角度看,这种说法有其合理之处。泰定时,人称“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之说,[29]不仅反映了吏员占官吏队伍比例之大,而且反映了高级官员中吏员之重。

  作为以吏入仕的选拔制度,元代对吏员有考试、递补、岁贡的相应规定。“各路司吏有阙,于所属衙门人吏内选取,委本路长官参佐,同儒学教授考试。习行移算术字画谨严,语言辩利,《诗》、《书》、《论》、《孟》内通一经者为中式,然后补充。按察司书吏有阙,府州司吏内勾补。至岁贡时,再行试验贡解。凡试验,首论行止,次取吏能,次计日月。行止曰事父母孝,曰友于兄弟,曰谨严廉洁,曰谦让,曰循良,曰笃实,曰慎默,曰自来不犯赃私罪过。吏能曰行道熟娴,曰语言便利,曰通习条法,曰晓解儒书,曰算术精明,曰字画端正。” [30]每年由按察司和诸路总管府考察推荐吏员到中央,谓之岁贡。“诸岁贡吏,当该官司于见役人内公选。以性行纯谨、儒吏兼通者为止,才识明敏、吏事娴熟者次之,月日虽多、才能无取者,不许呈贡。”“元贞元年(1295),诏诸路人儒通吏事,吏通经术,性行脩谨者,各路荐举,廉访司试选,每道岁贡二人。省台委官,立法考试,必中程式,方许录用。” [31]岁贡到中央的吏员,先在六部任令史等职,御史台和枢密院令史从六部令史中选取,中书省掾从台院令史中选取。

  荫袭包括门荫和承袭。门荫按官品叙资,正一品子荫叙正五品,依次递降,直至从五品子荫叙从九品,正六品至从七品子荫叙钱谷官。职官用荫限一名,一般以嫡长子用荫。用荫者限年二十五以上,所属有司审查其父祖历仕缘由、去任身故岁月,及其任命宣敕官札,核对承荫人姓名、年甲等,文解赴部。然后须儤使一年,不支俸禄,根据考试授职。到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规定,承荫人须经考试,内容为一经一史,能通大义者,则免儤使授官,不通者发还学习。承袭为袭父原职,一般为军职,系对阵亡军官的恩恤,个别特恩者则不限于军职和阵亡。从总体上看,荫袭在元代不是入仕主途。

  三、宋代官吏培养制度

  宋代的官吏培养主要依赖于官办学校,其学校沿用唐制,中央学校由国子监统辖,有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小学等。与隋唐相比,宋代在地方学校上有很大的发展,这一点对陕西影响极大。宋代在地方除设置学官外,从宋仁宗到宋神宗,对地方办学采取了一个重大措施,就是普通给田,使地方学校形成永久产业。到宋神宗时,地方学校已经有了初步规模。地方学校亦推行过三舍法,不通过科举,根据学校考试直接任官。但后来除太学的三舍法保留外,地方三舍悉废,其学生出路复归于科举。

  宋代的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度关系极大,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创立三舍法,并一度以学校考试取代科举考试。而在未实行三舍法之时,学校则是科举考生的主要来源。所谓三舍法,即把学校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级。天下士人,皆可赴试所习本经,经验证所隶州的公据,考试录取,即可为外舍生。外舍生由斋长督察其行为艺业。三舍考试有私试,有公试,有舍试。私试为按月进行,为平常考校;公试每年一次,如同省试之法,舍试则隔年一次,予以出身。外舍生岁终考试通过,升补内舍生。而内舍生私试如有三次不合格者,则降为外舍生。内舍生两年一次考试,锁院三场,合格者升上舍生。上舍考试,优等者释褐,以分数多者为状元,其名望重于科举状元。稍次而合格者为上舍及第,赐予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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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2]《宋会要》《锁厅》。

[3]《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

[4]《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

[5]《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6]《宋会要》发解。

[7]《宋史》卷一五五《选举》。

[8]《梦粱录》卷三士人赴殿唱名。

[9] 《石林燕语》卷六。

[10] 《容斋续笔》卷一三科举恩数。

[11]《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12]《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13]《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

[14]《文献通考》卷三○《选举三》。

[15] 《宋史》一五六《选举二》。

[16]《宋史》卷一五九《选举》。

[17]《宋会要·选举》卷二六铨试。

[18]《宋史》卷一五九《选举》。

[19]《文献通考》卷三《选举七》。

[20]  刘祁:《归潜志》卷八。

[21] 《金史》卷一一○《赵秉文传》。

[22]《元史》卷八一《选举》。

[23] 刘祁:《归潜志》卷七。

[24]《紫山集》卷一二《上张左丞书》。

[25]《元史·选举》。

[26] 《新元史》卷一九三《郑介夫传》。

[27]《蒙兀儿史记》卷一○九《列传》论。

[28]  王结《文忠集》卷四《书松厅事略稿》。

[29]《新元史》卷二一二《韩镛传》。

[30]《新元史》卷六六《选举》。

[31]《新元史》卷六六《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