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泰吉        

王泰吉

(1906—1934)
    王泰吉,字仲祥。陕西临潼县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1930年任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1933年率部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1934年1月被捕,3月在西安就义。
    王泰吉,1906年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他的父亲王新斋,是当地知名人士,早年参加同盟会,后来一直在政界、军界和教育界任职。1912年,王新斋在陕西陆军测量局任职时,将6岁的儿子泰吉带到省城西安,在东举院同志小学上学。
    泰吉入学后勤奋刻苦,成绩一直很好。小学六年中,他除学完了学校规定的《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以及国文、算术、历史等课程外,还在父亲的引导下,读了《三国演义》、《七侠五义》、《水浒》和洪(秀全)、杨(秀清)革命史略等书。他的一些小同学、小伙伴,在课余假日,经常围着他,听他讲有趣的历史故事。有时,故事讲完了,大家还不愿散去,模仿故事中的情节,来做“打仗”游戏。
    小学毕业后,王泰吉又转入王幼农先生主办的私塾里,学习了3年。这期间,他阅读了不少经史子集。在学校,在家庭,接受的都是封建的伦理、道德教育,幼小的心灵里,渐渐地形成了一种观念:对父母,要孝敬顺从,百依不违;对朋友,要讲义气,互相帮助。然而,也就在这个期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风暴席卷全国。1919年5月中下旬,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后,古城西安立时震动,青年学生纷纷涌上街头,举行空前的示威游行。年仅13岁的王泰吉,置身于时代的激流之中,受到了很大影响。他开始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对私塾那一套封建说教,慢慢地不感兴趣并且厌恶起来了;科学、民主和革命的种子,已经开始在这个少年的头脑里萌芽了!
    1921年,王泰吉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省立三中是当时西安进步力量较强的一所学校,在五四运动和以后驱逐军阀陈树藩的斗争中,三中的学生一直站在前列。王泰吉入三中后,一边与进步同学一起积极投入驱逐军阀刘镇华和为收回旅大而开展的反日斗争,一边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每次考试,他的各科成绩都很优异,被同学们誉为“博学家”。1924年春,共产党员魏野畴来到三中任教,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王泰吉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倡议、支持和积极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中共从各地选派了许多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黄埔军校学习。正在陕西省立第三中学读书的王泰吉,也是其中之一。他离开西安之前曾吟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立志献身革命的壮志豪情:
    七尺男儿汉,
    足立天地间,
    满目不平事,
    蹈覆待何年。
    王泰吉到广州黄埔军校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努力钻研军事技术,刻苦攻读革命理论书籍,受到革命的熏陶,品学兼优。
    1924年冬,党组织派王泰吉去开封,在国民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胡景翼主办的学兵营任排长,著名共产党人刘天章是该营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王泰吉在刘天章的领导下,严格训练学员,并在所在连队组织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革命活动,参加成员达四五十人。1926年,王泰吉又被党组织派到甄寿山部政治部工作,后又任该部学兵营营长。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常用革命思想教育部下,并介绍在该营任班长的胞弟王泰诚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夏,随着蒋介石叛变革命,曾一度高喊“矢志革命”、“拥护工农革命”的冯玉祥,也背叛了革命,倒向了蒋介石、汪精卫反革命集团一边,在陕西、河南一带进行反共、“清党”活动,使陕西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和全国一样遭到了失败。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共陕西省委于9月26日召开了扩大会议,坚决贯彻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这年年底,王泰吉率领的学兵营,驻防于陕西省麟游县。他坚决响应党的“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关于武装起义的号召,于1928年春,在麟游县高举红旗率部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包括学兵营所属的军官队、军士队、学生队以及营部等共约300人左右,枪支160余支(其中一部分是打不响的旧枪)。起义后打死了思想反动、反对起义的学生队队长张烈,起义部队在王泰吉率领下,趁夜晚离开麟游县城,斗志昂扬地向东北进发,准备到陕甘边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敌甄寿珊部得知王泰吉率部起义,便急派兵追击。当起义部队行至五凤(峰)山时,由于经验不足,地形不熟,被反动民团包围,腹背受敌,虽经全体官兵奋勇抗击,终因众寡悬殊,被解除武装,起义不幸失败。
    麟游起义失败后,泰吉毫不气馁,继续坚持革命立场,伺机再图起义,献身社会革命事业。这种思想,在他给其父母的信中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在信中写道:“男此次为发展革命势力,率部北上,行抵五凤(峰)山下,被民团解除武装,即时脱险。刻欲出关东游,……男尝谓天下事,危然后安,勿图苟安;乱则思治,勿图小治。男以献身革命,生死利害,在所不计。”
    然而,王泰吉并没有出关(指潼关)。同年三、四月份,他东行到了渭(南)华(县)地区之高塘,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中共陕西省委原准备派他到驻陕西国民革命军总部直属的许权中旅(时驻洛南,许权中是中共党员)去工作,以充实该旅之革命骨干,后因省委又决定调许旅开往渭华参加起义,王泰吉即留住高塘进行革命活动。此时渭华地区正处在暴动的前夜,这时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农民反对封建豪绅的斗争已经起来,农民的武装力量已经初具规模。王泰吉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他与华县团县委书记王之鼎等人一起,处决了一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伪县府委员,在当地很有影响。4月下旬,著名的渭华起义终于爆发了!王泰吉和战友们在中共陕东特委领导下,参加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不久,许权中旅开到高塘参加起义,更壮大了起义的力量和声势。5月上旬,许旅正式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王泰吉被任命为参谋长。他和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志丹、军
    《烈士王泰吉革命文献》,1953年出版,第3页。
    许权中旅的改编时间,一说为5月16日;一说为4月27日。
    一说王泰吉为参谋主任。党委书记吴浩然等同志一起,领导西北工农革命军这支千余人的革命武装,与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在渭华原上进一步开展了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摧毁了当地反动的地方武装和政权,并且帮助地方党组织在崇凝、高塘周围50多个村子建立了人民自己的政权——苏维埃。
    渭华起义严重地威胁着冯玉祥在陕西的反动统治。为了扑灭这一地区的革命烈火,冯玉祥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由宋哲元指挥,向渭华一带发动进攻。一次,敌田金凯的骑兵师,由华县出发,向驻扎在高塘之起义军司令部进攻。当时,主力大部出外活动,仅赤卫队队长张汉泉率30余人与敌人展开激战。张汉泉受伤后,王泰吉亲自指挥赤卫队英勇阻击,顽强冲杀,保卫了军司令部。正在这时,一队革命军闻讯赶到。敌军在革命军两面夹击下,终于败退,窜回华县。几天以后,敌军三个师倾巢出动,再次向高塘猛扑。革命军指战员与敌浴血奋战两天,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过大,被迫撤出高塘,转移至南山。
    渭华起义失败后,泰吉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到河南南阳府的南召县,在他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里作客暂居。不久,又为一家富户当长工。这时候,他对自己的革命生涯进行了认真回顾,坚信自己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是不可战胜的。他觉得麟游、渭华两次起义虽然都没有取得胜利,但已经点燃的革命烽火并没有熄灭,总有一天还会重新燃烧起来!他对自己在斗争中遭受的一些挫折毫不悔恨,革命壮志愈加坚定。在南召期间,他曾以“南阳郎”为名,在深夜的油灯下,在耕作归来的路途上,写下了许多吐露衷情的诗篇,其中有:
    影背壮语几经年,
    毛羽萎败空蹁跹,
    摧折零落何足恨,
    壮志不可任流连。
    大河南北红云起,
    关陇烽火亦可期,
    寄语欲得升平者,
    吾人昭苏在此役。
    为了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欺凌下的祖国,早日成为工农当家作主的“升平”世界,泰吉在南召仍然继续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但很快被河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发觉。敌人派人逮捕了王泰吉,并押送至南京监狱。
    在南京监狱里,国民党反动当局施用各种手段,对泰吉进行刑讯折磨,但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与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身入囚笼,依旧想的是“翻身消灭尔丑类”;铁窗之下,仍然盼望着人民胜利的“好音”。请看他在己巳年(即1929年)夏写下的狱中诗:
    南京被押己巳年,
    蚤虱围攻何足怜,
    翻身消灭尔丑类,
    革命精神练愈坚。
    三尺榻上不容睡,
    五步室内寄余身,
    狂吟将伯君毋躁,
    独对铁窗思好音。
    王泰吉的父亲得知儿子被关押的消息,非常焦急。他托当时在鲁、豫一带驻防的杨虎城将军,设法营救泰吉出狱。杨虎城将军接受了王新斋先生的请求,向南京国民党当局具保,要求释放王泰吉。由于泰吉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国民党反动派只好将其从南京监狱中放了出来。泰吉出狱后,离开南京北上,先去看望杨虎城。杨虎城素知泰吉骁勇善战,今见其果有才学,便十分器重,留在身边任参谋。1930年,杨虎城正式任命王泰吉为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补充旅随杨部参加蒋介石反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在河南追击冯玉祥部,经南阳、叶县、临汝、洛阳,于同年11月到达西安。杨部入陕后,杨虎城先后就任陕西省主席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1年杨虎城调王泰吉任新兵训练处处长。此后不久,西安绥靖公署把甘军苏雨生骑兵团的数百匹马拨来,成立了一个骑兵团,又命王泰吉任骑兵团团长。骑兵团除设军需、军医、副官、书记等处外,下辖4个连和一个直属排,共有1000余人。当时王泰吉和张汉民(中共党员,亦在杨部任团长),同属杨部直属部队新起的青年进步军官,很得杨虎城的信任。
    1932年秋,王泰吉的骑兵团由西安移驻陕西省三原县;翌夏,又移至陕西省耀县,进行“剿共”。这时候,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全国抗日反蒋怒潮日趋高涨。日寇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之后,又向华北大举进攻。中国共产党发布宣言,号召在停止进攻红色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等条件下,和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等合作,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抗日同盟军。与王泰吉相熟悉的许权中、谢子长、王琳、杨晓初、师守命、肖明、杨可钧等,先后奔赴察绥参加了抗日同盟军,对王泰吉影响很大。在王泰吉骑兵团的驻地附近,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对王泰吉的影响更大。他多么想立即回到工农革命队伍的行列里,驰骋抗日疆场,为民族、为国家效力啊!然而他所处的环境却不允许他立即这样做。那时候,他虽然受到杨虎城的信任与重用,但却遭到一些反动军官的攻讦和排斥,使他处于欲留不愿,欲离不能的矛盾处境中。在这种情况下,王泰吉更加思念已经失掉关系近5年的共产党,急切地盼望找到党的组织,取得党的领导。他还有一个想法要告诉党,这就是率领全团起义,投入全国抗日的洪流。
    其实,就在这一时期,骑兵团里已经有共产党员在秘密活动,王泰吉的胞侄王振民就是其中之一。骑兵团驻防三原县期间,王振民与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和团委书记习仲勋秘密联系,还在士兵中组织了秘密组织“红军之友社”,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但是,王泰吉对此全不知晓。1933年骑兵团移驻耀县以后,王泰吉去找他的老同学何寓础(在三原中学任教),要何为他寻找党的组织。
    何寓础受王泰吉之委托,先与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谈了这一情况,然后又到西安通过关系,把王泰吉的愿望和打算向中共陕西省委作了汇报。当时正值红二十六军南下后在商洛失败,省委认为,王泰吉如能率部起义,对陕西的革命斗争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利的。于是决定派余海峰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仍然通过何寓础,与王泰吉具体联系。
    余海峰接受任务后,先在西安见了何寓础。他对何说:“省委欢迎泰吉起义,而且决定领导这次起义。只是事先须和泰吉本人接头,以便具体研究,好作准备。”何寓础完全同意余海峰的意见,并应诺引余去见王泰吉。二人谈妥后,便在同年6月中旬,一起由西安到耀县。
    王泰吉见到了省委派来的巡视员余海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由于耀县城内人多眼杂,不便商谈军机大事,他便和余海峰等以郊游为名出了城。在城郊一眼水井旁边的葡萄架下,王泰吉详细地向余海峰介绍了骑兵团和耀县城的各种情况;接着,他们一起研究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和起义后的有关问题,决定:起义部队名称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起义后在耀县停留三天,收缴地方反动武装,打击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宣传和发动群众,然后把部队开到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白水、澄城一带活动,逐步改造部队;请地方党组织送一批党员和基本群众到部队来,以改变部队成份,充实部队实力。由于这次起义事关重大,他们还请求省委派负责同志代表省委来直接进行领导,起义的具体时间,待省委代表到达后,再行决定。
    送走余海峰、何寓础之后,王泰吉一边等待着省委的代表,一边积极地进行着起义的准备工作。他首先在部队中物色了一批平时比较进步的青年官兵作骨干,其中有王振民组织的“红军之友社”的成员,分别和他们秘密交谈,给他们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热忱和阶级觉悟,并要他们联络更多的青年。在物色、培养骨干的同时,王泰吉还派便衣人员,到蒲城、白水、宜君、洛川等县侦察地形,了解敌情;通过当地党组织,对耀县城内及附近土豪劣绅的情况作了调查;又草拟了起义的通电文稿、告民众书和标语口号,并且秘密监督制作了大批起义用的军旗、符号和臂章。这一切都做得非常秘密,局外人察觉不出丝毫动向,连在他部下任职的胞侄王振民,他也没有告诉任何情况。但王振民通过“红军之友社”的成员,听到了一点风声。为了探明虚实,一天,王振民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闯进了王泰吉准备起义的密室,看到满屋摆的尽是写着“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红旗和义勇军的符号、臂章,这才明白叔叔确实准备率部起义了。王泰吉闻知此事大为吃惊,非常生气,找来王振民责问。王振民便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王泰吉听了当即转怒为喜,高兴地将王振民夸赞了一番,并叮嘱他要严守机密。后来,曾让王振民担任同地下党的联系工作。
    为了筹备起义用的物资,王泰吉决定亲自去找一次杨虎城。6月下旬,王泰吉来到西安。他以驻防军事需要为名,经杨虎城批准,领了一批军饷和武器,还买了一批雨衣和手电筒。就在王泰吉带着这批物资返回耀县途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由于事先没有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当他们行至石桥镇时,误被我渭北游击队伏击,截去了手提机枪两支和军马两匹,泰吉脱险,返回驻地。
    这件事传到西安,引起了陕西当局的注意,一时造成了十分紧张的恐怖气氛。面对这种情况,中共陕西省委的一些负责人,认为王泰吉可能因此事不满,所以迟迟未派代表到骑兵团领导起义。然而,脱险后返耀县的王泰吉,对石桥事件知道误会,并未介意。他起义心切,便找王振民商量如何尽快与省委取得联系。王振民也不知省委的所在,遂建议先到渭北游击队联系一下。王泰吉同意这个方案,于是,王振民换上便衣立即出发。王振民出了耀县城一直向南,走了三四十里,在三原县的陵前镇,遇到了化装成农民的游击队员卞德荣等2人,佯说:“我有个亲戚在游击队,请你们帮助引引路。”卞德荣等疑王为白军密探,警惕地把王振民引到一个大沟底的洞里,见到了游击队的负责人杨声和黄子祥等,恰逢省委负责人杜衡也在这里。王振民向杜衡、杨声、黄子祥等陈述了王泰吉对石桥事件的看法和他渴望早日起义的迫切心情,并且再三请求上级党迅速派人前去领导。杜衡听了王振民的报告,当即指定杨声作为省委代表,去耀县领导骑兵团起义。当天晚上,杨声、王振民2人,就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赶到了耀县城。
    王泰吉迎来了省委代表杨声,觉得心里有了主心骨,浑身增添了使不完的力量。他向杨声汇报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又讨论了起义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一切都研究好之后,王泰吉又召开骑兵团连、排长和进步青年军人秘密会议,向大家宣布了起义时间和起义信号,划分了各连负责的地区和任务,布置了收缴反动民团和公安局、县政府、保安团的枪支等事宜。
    1933年7月21日中午12时,一阵激越的军号声在耀县城头响起。这号音、号符,本是骑兵团平时开午饭的信号,但今天却成了骑兵团宣布起义的命令!听见号音各连排长高举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战旗,在预先指定的地区一齐动手,极其迅速地解除了全城所有的反动武装。接着,起义官兵走上街头,张贴抗日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宣讲《起义通电》和《告民众书》。泰吉还指定专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的全部犯人;又组织了宣传队,把伪县政府和城内雷、段两家大地主粮仓里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还从缴获的敌军武器中,抽出一些枪支,分送给渭北游击队,帮助地方扩大武装。在耀县起义的同时,根据渭北工委和耀县县委(书记张邦英)决定,成立了耀县游击队支队,王泰吉拨出10余支毛瑟枪送给
    杜衡曾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书记等。1933年7月28日,同省委其他负责人一起讨论王泰吉骑兵团起义的工作问题时,被国民党特务侦知逮捕,后叛变投敌,使省委和关中地区的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
    耀县起义的时间,一说是1933年7月23日。该支队。起义部队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先后在耀县县城和乡村处决了个罪大恶极的民团头子和恶霸地主,如朱瑞萱、左善楚、左国鼎、左国明等。为当地人民除了害,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耀县起义后,王泰吉即恢复了党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任党代表(后由高岗接任),谈国帆任参谋长兼特务大队队长、执法队长和经济委员会主任。义勇军下辖第一、第三两路,王泰吉兼任第三路总指挥。起义军成立了政治部,中共陕西省委派赵宝山、龚逢春等去做政治工作。全军连同收编的队伍共约有2000余人,有骡马数百匹,迫击炮两门,电台一部。王泰吉在向全体官兵讲话时,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屈膝卖国的罪恶勾当,号召大家要忠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起义部队在耀县住了7天,即向三原县进发。途中遇到暴雨,部队难以行进,当晚便住在三原县武字区陵前镇一带,受到了当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在陵前镇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到会群众约2000余人,他们给起义部队送来了鸡蛋、瓜果等慰问品。会上,王泰吉、杨声和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都讲了话,大大鼓舞了义勇军的抗日士气。第三天,部队集合后,王泰吉怕“兵富不能作战”,乃下令将官兵在起义中缴获的财物,统交司令部收集保管。这一工作结束后,王泰吉便率领部队继续向三原县城进发。当队伍行至鲁桥镇辘轳把村时,与奉杨虎城之命追击起义部队和“围剿”渭北苏区的孙友仁等部队遭遇,遂发生激战,义勇军受到损失。王泰吉见力不能敌,便命令全军向耀县之小丘镇撤退。正在且战且退之际,起义军中的反动军官、第三大队队长张龙韬率部投降了反动民团。这时候军心大为浮动,部队大部分溃散了。王泰吉、杨声等收拢剩下的官兵刚刚退到小丘镇,大批敌军又尾追而来。王泰吉指挥起义军之一部阻击敌人,其余部队继续北撤,向照金根据地转移。待他们撤到照金,与李妙斋、习仲勋等领导的游击队会合时,部队已不足百人了。
    不久,由于敌孙友仁等部纠集地方反动团队在三原、耀县一带进行疯狂“围剿”,游击队在当地不易活动,渭北游击队(已编为红四团)和耀县游击队等,也先后到达照金一带。照金是中共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特委为了统一指挥这些武装力量,决定成立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同年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返回照金后,被任命为总指挥部的参谋长。
    总指挥部所属部队虽然只有五六百人,但它是党领导下的一支真正的人民武装力量。王泰吉就任总指挥以后,感到如虎添翼。入秋以后,他同指挥部其他领导成员商量,决定率领部队转入外线,在陕甘边境上进行游击。根据这个决定,王泰吉等指挥所属红军各部队攻击了栒邑(今旬邑)县城,智取了伪栒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接着长驱北进,夜袭了甘肃省的合水县,先后毙、伤、俘敌县长、县党部书记、民团团长以下300余人,处决了一批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顽劣豪绅和反动官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装备。此时,王泰吉和他指挥的红军,威名大震。陕甘边的贫苦农民人人欢欣鼓舞;陕甘两省的反动势力则恨得咬牙切齿,阴谋剿杀这支革命武装。
    深秋,部队由合水转进至庆阳县三十里铺时,甘肃敌军杨子恒旅的赵文治团和谭世麟率领的庆阳五属民团骑兵营即跟踪追来。
    一说担任后卫的起义军之一大队和其他队之零星人员数十人,以后亦陆续到达照金。
    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之前,该地还有一个地方武装组织,亦设有总指挥部,总指挥李妙斋,政委张秀山。部队因连续作战未及休整,遂避敌锋芒,绕敌转进。一天拂晓,敌赵文治团向我军宿营的庆阳县毛家沟门凶猛扑来,其主力猛攻方向正冲总指挥部驻扎的北山坡。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王泰吉率警卫人员冲下山坡,涉过小河,利用断垣残壁坚决阻击,掩护总指挥部机关向北山上转移。待王泰吉完成阻击任务赶上总指挥部时,红四团、义勇军和各游击队的指战员都已经聚集在一个高山头上。这时候,敌军像一窝蜂似的向山上涌来。王泰吉坚定、沉着地命令红四团骑兵连全部下马,准备迎战,义勇军和各路游击队抽精锐兵力,把守山头周围,把全军所有手榴弹集中起来供第一线使用。各部队进入阵地后,王泰吉右手提着二十粒的手枪,左臂挥动着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已经追击我们好多天了,今天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我决心和大家一起冲锋,坚决把这股敌人消灭掉。同志们有决心没有?”“有!”指战员齐声怒吼,震得山摇地动。“好!”王泰吉接着喊:“要革命就要有不怕死的精神!敌人不到跟前不许乱放枪,听到冲锋号响就勇敢地向前冲!”当敌军进至我军前沿阵地不远的地方,王泰吉一边高呼:“冲呀,快冲呀!”一边身先士卒跃出掩体,指战员跟着总指挥,奋勇向敌群冲去。一霎时,号声、喊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敌军猝不及防,指挥失灵,短短几分钟内,就在山坡上倒下了一大片,残部四散,落荒而逃。王泰吉又命令我军乘胜追击,终将赵文治团完全击溃。这一天,敌谭世麟率领的骑兵营,原来埋伏在毛家沟门十里左右的山后,准备截击我军,见赵文治团被击溃,便悄悄溜掉了。
    还在毛家沟门战斗之前,留守照金根据地的习仲勋、张秀山等就赶上部队,向总指挥部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陕西敌军孙友仁部,乘我主力远道西进之际,勾结叛徒陈克敏,以重兵攻占了照金、薛家寨地区,使我党经过艰苦奋斗创造起来的这块根据地陷入敌手,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我军正遭受甘肃敌军追击,无暇讨论这个问题。毛家沟门一战,粉碎了敌军的“围剿”,再返照金根据地已无可能,下一步部队在哪里开展,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临时总指挥部党委在甘肃合水的包家寨,一连举行了3天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原临时总指挥部,将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不因暂时失去照金而气馁,部队开向陕甘边,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把革命推向新高潮。
    这次会议的决定,受到全军一致拥护。王泰吉遂带部队在甘肃合水的莲花寺进行整编,红四十二师设司、政、后机关和警卫连,下辖红三团、红四团两个团,总兵力约500余人。改编以后,又以党中央发布的十大政治纲领为教材,对部队进行了教育,接着,便挥师向南梁进军。
    1933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5000大军向南梁进攻,妄图一举摧毁我新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王泰吉指挥红四十二师各路游击队,一边组织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一边积极准备迎战。当红军一部到达四村塬、清水塬时,正值福建事变发生,敌人则未敢积极进攻。我军则在正宁、淳化、栒邑一带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扩大红军力量。
    王泰吉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学而不倦。尽管征战频繁,环境艰苦,他仍利用战斗间隙阅读政治、军事书籍,吟诗作赋,鼓舞斗志。下面这首《红军进行曲》就是他这时的诗作之一。
    红旗招展呼声欢,
    愿我同志齐向前,
    求自身之解放,
    为群众而斗争,
    精神抖擞兮推翻统治,
    迈步前驰兮赶走列强。
    有工人,有农民,
    赤卫队,先锋队,
    周围布满游击队。
    枪声劈劈啪啪,
    啪啪劈劈连声响;
    喇叭唧唧嗒嗒,
    嗒嗒唧唧不停吹,
    冲锋前进如虎飞。
    每日间出入枪林,
    身冒弹雨,
    雄矣哉!
    人人争先,
    个个恐后,
    作阶级之前驱,
    毁敌人之营垒,
    世界革命快成功,
    人类平等可待期,
    同志须斗争,
    政权必归工农兵!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泰吉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在艰苦的环境中,仍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
    王泰吉对部下,要求十分严格,但又非常关心和爱护他们。1933年11月,在陕北洛河川老刘庄战斗中,班长孔令甫左腿迎面骨被敌子弹打穿,流血很多,不能行动。战斗结束后,王泰吉和刘志丹不顾战士的阻拦,抬起孔令甫躺卧的担架就走,一口气抬了10多里路。战士周锁和老陈几次要求替换他们,但他们谁也不肯换。当孔令甫从昏迷中醒来时,周锁告诉他是王师长和刘参谋长把他抬下来的时候,孔令甫感动地热泪满腮。王泰吉对每一个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负伤的战士,都非常关心,常常利用战斗和工作的间隙去看望他们。隆冬的一天,王泰吉到平定川去看望刚刚转移到那里的一批伤病员。伤病员停宿在川道的炭窑中,缺医少药,条件很差。王泰吉非常关心他们,逐一向大家问寒问暖,并发给伤员每人一条毛巾和一、二块银元。临别时又再三嘱咐搞后勤的同志,要千方百计给伤员搞点大米,组织人打点野猪等,尽量改善伤员的伙食;叮咛医生要常用淡盐水为伤员洗伤口,自己穿着单薄的衣衫在凛冽的寒风中返回驻地。在王泰吉的心目中,这些在战场上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战士,这些为革命洒尽满腔热血的普通一兵,正是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无名英雄。为了表彰战士们的功绩,王泰吉曾题词如下:
    毁彼颓屋
    建兹新村
    何以为材
    舍君其谁
    注:屎爬牛、没精神、圪蚤(均为战士们的外号)等,为本军青年同志之姣铮者,每战辄有所获斩,因之正名人不得而知,余曾数次追求其姓字,即得即忘。再询之,则遭伊等之不快语,谓姓氏代表人耳,何必往复垂问,岂君将以为余等命一封建字样乎。余愧,为上之十六字赠之。
    为了争取抗日武装力量,扩大革命声势,1934年1月8日,红四十二师返回合水之康家t00195_00AA.jpg,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扩大革命武装的要求,师长职务由刘志丹接任。王泰吉带着警卫员和枪支、现金等,化装进入白区,途经淳化县通润镇,投宿到他过去的老相识、伪保安团团长马云从处。
    王泰吉当时不知道他的这个“老相识”,已经变得极其反动了。就在他投宿的当天,马云从就扣押了他和他的警卫员以及他携带的所有枪支和现款。这个反动家伙为了向上司邀功请赏,当即向伪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报告说:抓到了一个不小的共产党员。此时,王泰吉对马云从出卖朋友的无耻勾当表示无比愤慨,也悔恨自己失掉阶级警惕性的过失。在通润镇被拘留的十来天里,任凭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他傲然挺立,毫不屈服。拘留室的墙壁上留下了他的壮丽诗篇:
    几经奋起几颠沛,
    愧无良平智量深,
    引颈辞世诚快事,
    瞑目庆祝红旗飞。
    二十八岁空蹉跎,
    为谒故人入网罗,
    狐鸦结交吾有愧,
    悬睛待看事如何。
    王泰吉被捕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报纸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王泰吉的父母为其十分担忧。泰吉在给父母的信中说:“为加速革命成功起见,只身离开部队,行经通润镇,被马云从扣留,……男绝不学杜洪(衡)之被捕自首,遭社会人之唾骂,及遗父母羞。男革命目的,在推翻国民党统治权,国民党杀男,为意中事。”这钢铁誓言,句句千斤,充分表现了王泰吉在生死选择的最后关头,宁愿为革命而死,绝不做叛徒而生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在铁窗下,王泰吉还写下了上万言的《困顿漫语》,可惜大部已经丢失,保存下来的诗中,尚有如下壮语:
    堪叹国事日益非,
    屡经起义与愿违,
    莫行于先谁继后,
    自我牺牲视如归。
    功名不必自我成,
    革命实践作先锋,
    遗嘱同志莫顾虑,
    宇宙将来到处红。
    这些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英雄豪语,不但表现了他为革命而死,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更有充满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
    1934年2月,王泰吉被解押到西安,由伪省政府送杨虎城部所辖之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管押。当时,在杨虎城部工作的进步军官,曾多方设法营救王泰吉,但未成功。南京反动当局要杨虎城把泰吉押解南京处决。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特务头子宋志先对王泰吉案严密监视。杨虎城向南京回电说,王泰吉是陕西人,王之“叛变”和被捕均在陕西,自应在陕西就地处理为宜。南京当局同意了杨之意见,决定在西安处决。
    王泰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狱中又写了《绝命诗》、《绝命词》各一首:
    绝命诗:
    崤函振鼓山河动,
    萧关频翻宇宙红,
    系念袍泽千里外,
    梦魂应知寄愁容。
    绝命词:
    为园寂,
    将门几掩,
    谁也不见,
    学秃陀参禅,
    象睡佛咒天;
    将孔孟抛在一边。
    劳什子吓破几许英雄胆!
    咱从来不说奈何天,
    这头颅任你割断,
    这肉体任你踏践,
    一切听自然。
    当军法处决定对王泰吉处以死刑后,在杨虎城部队工作的王泰吉的朋友们,纷纷带酒菜到看守所去看望他,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从容坦然而又恳切地对朋友们说,希望十七路军为革命事业而努力!
    1934年3月3日,王泰吉在西安军法处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全国解放后,为了纪念王泰吉,于1951年8月,在西安革命公园建了纪念亭,立了纪念碑,中共中央西北局、陕西省委和西安市委领导同志题了纪念词。同年12月20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签发的革命军人牺牲家属光荣纪念证上写着:“王泰吉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一说王泰吉于农历正月十八日就义。
    (董建中张守宪)